“直到今年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竟和王尽美流着同一丝血脉。一想到自己与这位革命先辈同属一脉，我就干劲十足。”刘永进自豪的自我介绍道。

今年上半年，刘永进来到山东老家的王尽美故居缅怀革命先烈，在那里他看到了王尽美的族谱，其中一支脉中出现了他母亲的名字。“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先烈。与他的这一层血缘关系让我欣喜万分，那些从书本中学到的历史重大事件，以前看起来是那么遥远，而现在那一幕幕似乎就在我眼前浮现，让我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参与感。”

刘永进的爷爷也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革命军人，建国后转业成为了一名地方国企工人，父亲接替了爷爷的班，母亲最先是一名乡村教师，他们在党的引领下默默奉献，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而刘永进在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从小便将党放在心中，这种红色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刻在其骨骼上，更深藏在他基因中。

高中毕业的刘永进顺利考入了中山大学，在大一时便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大二转正后他积极参与团委及学生会的工作，并且投身青年志愿者的行列参加各类公益活动。由于在校期间深受孙中山先生“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革命思想影响，大学毕业后的刘永进选择进入企业“做大事”，他顺利进入广州富力，于2006年被调动到成都工作。

“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求加强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我们的楼宇党建工作也要响应中央的号召，将从前做的不好的方面加强，做的还不错的方面继续深入。将企业文化和对员工的关怀融入到党建工作中，甚至考核晋升也要加入到党建工作中，在楼宇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党建引领工作。”

2014年，本被调往海南的刘永进被再次调回成都，临危受命成为成都公司的第一负责人，主持公司的各项工作。再次来到成都的他除了投身公司在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州的工作外，还不忘自己作为党员的使命。2016年成都富力中心党委成立 ，党委成立之初刘永进又组织成立了成都富力中心非公企业联合党委、推动并成立了青羊区楼宇经济促进会，将楼宇党建引领与楼宇经济发展工作同期推进。

在楼宇党建引领与经济发展双管齐下之时，他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汶川地震灾区到新冠疫情期间他呼吁号召身边的同事、朋友及社会资源筹集善款数千万元，同时致力于开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精准帮扶得荣县、宣汉县、凉山州等贫困户近500户，开展结对帮扶贫困学生；作为富力集团西南区域副总经理为企业员工做积极带头作用，带动公司员工积极开展“善行者、关爱兔唇儿童”等公益活动，其个人长期资助山东省诸城市城关镇范家岭村贫困学生，并为贫困群众提供富力物业公司岗位的工作，帮助他们实现温饱。

刘永进的所作所为展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家国情怀，他的一举一动感染了身边的许多人，成都富力中心近60万平方米的楼宇内聚集了400余名党员，共二十多个党支部，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加入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尽一份力。

楼宇经济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是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以开发、出租楼宇引进各种企业，从而引进税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为目的，以体现集约型、高密度为特点的一种经济形态。

楼宇经济的崛起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和辐射的必然结果。现代服务业、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楼宇经济发展提出大量需求。随着各大城市工业的外迁和比例的降低，现代服务业在各大城市日益发展，现代服务业已日益成为各大城市产业发展的支柱和方向。城市知识型服务业对城市周边区域乃至全国的市场都极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现代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需要楼宇提供办公空间。楼宇经济的崛起也是城市政府规划引导的结果。城市政府为了促进本城市、本城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加强规划的引导。城市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功能区的集聚规划，规划了各式各样的城市功能区，而各功能区的功能实现必然要通过楼宇的建设提供空间载体。

刘永进认为楼宇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党建的力量，他积极推动富力中心党委成立，并成立了成都富力中心非公企业联合党委，用党建的力量将富力中心的非公企业团聚在一起，让企业感受到组织的力量。近年来，刘永进先后引进丽思卡尔顿超五星酒店，盘活熊猫城的历史遗留资产。紧接着，他积极开展楼宇员工需求大调研，在深入走访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楼宇白领实际情况打造辖区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的立体生态圈——利用面积约2200余平方米的富力文体活动中心打造集党务、政务、社务为一体的基层党建活动主阵地——富力中心·红领驿站，积极为员工提供阅读休闲、健身娱乐、沟通交流等多元化服务。深入走访调查了解后完善了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让楼宇标准体系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需求，真正服务于企业和市场。当他发现入驻写字楼的中小企业较多，且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时，刘永进先后联系多所金融机构来到红领驿站普及企业金融知识，为企业融资牵线搭桥。红领驿站还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会议、培训场地，实实在在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服务，受到了楼宇相关企业的一致好评。红领驿站还牵头开展“庆祝建党97周年主题活动”、“成都楼宇党建专委会多次工作会议”等活动，为非公企业党委开展党建活动提供了不少支持。

“红领驿站”是富力集团西南区域联合青羊国投公司，在青羊区委组织部、西御河街道党工委指导下，整合辖区内两新组织、团体资源要素，结合楼宇白领特点打造的立体党建服务中心。“红领驿站”设立了锤炼党性的思源厅、《人声报》纪念墙、红领长廊、党建辅导室等设施，集合了政务服务、健康、文化、培训、娱乐等多种功能，已成为成都集党务、政务、社务、组织活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基层时尚党建新品牌。2019年11月14日，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建辉到成都富力中心红领驿站考察调研，对“红领驿站”积极适应楼宇社区服务需求变化，搭建楼宇党群服务平台、拓展“两新”党建工作渠道，打造党建主阵地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像红领驿站的党建活动中心全国各地都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可许多活动中心早已名存实亡或是流于形式——在领导视察时灯光闪耀朝气蓬勃，当领导离开后陷入黑暗不见天日，甚至许多活动中心成为了应付视察的一种“工具”，平时大门紧锁将宝贵的场地资源尽数浪费。

在介绍到红领驿站时，刘永进向记者讲述了这约2200平方米的场地如何通过有效运营实现自给自足。

“党建活动中心有三种经营模式，红领驿站将党建与商业化相结合，形成了可以自我产出的经营模式。”刘永进说道。

第一种模式靠企业的实力支撑，这种企业要么是国企央企，要么是富力集团这类有情怀的大企业通过贴钱去运营，需要企业有极强的实力。这种企业将活动中心视作对业主、对客户、对民众的一种福利，从民生的角度出发为社会作贡献。而实力一般的企业很难持续向活动中心输血，久而久之活动中心便会名存实亡。

第二种模式是寻找运营平台进行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活动往往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能为活动中心带来可观的收入。美中不足的是，一旦过于商业化，活动中心极有可能被看作是营收工具，脱离了党建引领后便失去了为企业服务的重要意义。

第三种模式则在前二者之中寻找平衡，这也是刘永进一直在摸索探讨的运营模式。在与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多次探讨后，他明确了红领驿站的运营方针——在保持初心的前提下适当商业化。

 “在非公企业党委成立后，加入的企业越来越多，成立的支部也持续增加。这样的企业集群是企业服务类第三方机构所希望接触的。”刘永进积极与企业服务类第三方机构进行对接，他们租赁场地为企业提供有益的培训与服务，非公企业党委则组织楼宇内企业参与。

这种模式下，楼宇企业也能在活动中对接所需的资源或是收获需要的服务，红领驿站则在其中获得运营所需的资金，可谓是一举两得。

对于红领驿站的运作模式，刘永进一直在寻求商业化与政治化之间的微妙平衡。

太过商业化则偏离了服务楼宇企业的初心，太过政治化的运营则会让平时的红领驿站显得过于冷清，缺少生气。

“这类场地地运营非常考验经营者的手艺，他必须是一个懂商业的人，满足了这一条件后还有第二个必要条件——他必须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刘永进思索后给出的答案。共产党员具备红色的理念，懂商业的共产党员能够将党建内容与商业模式相结合，打造出党建所需、企业有益的活动中心。

除了经营好富力中心这“一亩三分地”外，刘永进还投身于推动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的发展，为推动楼宇经济贡献一份力量。

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以房地产企业、商业公司、文旅企业为核心，以楼宇为媒介拓展为全行业形态的商业协会。

与传统的商业协会有什么不同？

刘永进解释道：“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能够帮助企业搭建精准平台，让企业能够直接与区域分管领导直接对话。对于政府而言，区域想要招商引资，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也能立即组织相关区域企业加入洽谈。”这种高效的办事效率源自于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的成立背景。

五年前的成都一度面临写字楼与购物中心内空置率高的局面，为了扭转负面评价，商务局便成立了楼宇经济促进会专门解决楼宇中心的空置问题。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楼宇经济促进会以楼宇为基础开始飞速发展，便形成了这一如今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商会协会联动发展的“庞然大物”。

成都市楼宇经济促进会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刘永进直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建的引领。“我有一个设想——将党建服务中心与物业服务中心结合在一起，并由一名党员作为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既是党建工作负责人，又能在此基础上做好物业服务，达到两头并举的效果。”过去的刘永进积极打造红领驿站，以党建引领企业追随的方式促进区域楼宇经济健康发展。如今，他致力于探索更高效率、易效仿的方式，让党建中心成为楼宇经济的主心骨，以融合党建与物业的服务把党的光芒投射到楼宇中的每一角落。